经济师 Piya Sachdeva

大约在十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Joseph Stiglitz 发表了一份名为《错误地衡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为了人类福祉而舍弃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指标的理论。近年来,这种主张在 Beyond GDP 倡议下吸引了不少人的支持。

上述概念是以人类福祉作为衡量社会表现的指标,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多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将社会因素纳入考虑。洞悉能够提升社会快乐指数的因素,将有助我们从环境、社会及企业管理 (ESG) 中的社会因素识别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潜在风险。

金钱可买到的快乐有限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国家快乐指数息息相关,但对于越富有的人而言,能够从获得更多金钱而得到的快乐就更少。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达到70,000美元时,快乐指数便会到达横行区间。

快乐指数与收入的相互关系密切,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广泛不平等的情况下,套用共同富俗政策是相对合理的做法。第二,相比起推动经济增长,较富裕的国家或会有其他方法让国民感到快乐。

我们以生活满意程度作为回归分析的标准,从而发掘能够解释客观快乐指数的主观社会因素。结果显示,与快乐指数关系最密切的四个因素是个人收入、长期失业、自我评估健康状况和清廉印象。

对投资者的意义何在?

以往有不少例子证明社会因素可为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很多时候,人们的快乐因为福祉水平太低而破灭往往会带来民粹主义政府。

从这个角度来看,将 ESG 因素纳入投资框架的宏观投资者不应试图从“快乐”市场争取回报,反而应考虑那些在投资“不快乐”市场时有可能需要面对的风险。

我们从研究 ESG 因素当中的社会因素发现了现时全球经济体系的三项风险:

1. 对财政政策的广泛需要或会为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从实现充分就业转向共融策略的取态可见,美联储已意识到财政政策可为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其需要为改善不平等状况肩负的责任。这让政策趋向维持低息环境,借以延长经济周期和改善国民的福祉。然而,以此直截了当的方式应对或会让美联储在通胀当前陷于后知后觉的局面。通胀不但会蚕食收入,任何进取的反应式加息举动都有可能让经济堕入衰退,形成自我摧毁的“盛极而衰”周期。届时,社会将受到收入下跌和失业率增加双重夹击。

2. 能源转型是否以社会代价成全环保?

应对气候变化对于后代的可持续繁衍和福祉相当重要。长远而言,能源转型是在洁净能源领域创造较高薪职位的良机。 然而,在处理方面将需要十分小心,因为转型过程很可能会为现今世代带来社会方面的影响。

3. 疫情后的社会动荡是否将暴露企业管理方面的不足?

在疫情期间,各国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而实施封城措施,但同时亦为人们的心理健康、收入和就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府要取得平衡实在不易。在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下,至今的研究发现人们在评价自己的生活时展现了较去年更强的快乐指数。

快乐与否又有何干?

到底我们是否应该从追求GDP 转为追求人类福祉,目前仍未有定论,但找出让社会快乐的因素将有助我们从中识别出全球经济体系的潜在风险。

我们的研究指出,社会考虑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有力延伸:在 ESG 当中,社会是建基于企业管理之上。这跟越来越多股票投资者认同照顾持份者将带来商业价值的情况一致。新的社会契约将会持续,而主动投资管理机构将在向企业高管问责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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